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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要争春

2019-03-12 08:48首席人物观公众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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草蛇灰线,浮脉千里。

1996 年成为决定华为日后走向的关键一年。

“人大六君子”在这年春天走进了华为位于深意工业大厦的办公楼,他们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几位副教授,受邀前来做管理咨询。

当时华为是家不折不扣的“土”公司。它的数字交换系统在 1995 年创造了 15 亿销售额,但大多来自农村市场,城市市场还在跨国公司们手里。

此外,这家拥有 1200 位员工的公司连基本的绩效考核体系都没有,“内部思想混乱,主义林立”。

要想农村包围城市,队伍建设是最首要的。

事实上,这位推崇毛泽东的退伍军人素来注重企业文化建设。头一年,华为公司内部发起过“华为兴亡,我的责任”大讨论,制定了 14 条的《华为人行为准则(暂行稿)》,还效仿香港的《基本法》搞了套《华为公司基本法》,但一个内部流传的说法是,任正非对此不满意,直接把文稿扔在了地上。

人大教授由此被请来。

教授们参与华为高管会议,也与各个级别的华为人促膝长谈。 3 月,任正非向他们敞开心扉,花了三天时间谈自己的家世和创业历程。 6 月,他在公司内部发表讲话,要求所有员工都参与到《基本法》的起草与探讨中去,那段时间,公司高管每周日都要来公司加班讨论。

《华为基本法》最终耗时三年完成,含 103 条, 16400 余字。它被认为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的企业价值观总结。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曾题词:“随心所欲不逾矩。”

而最让任正非得意的是,“《基本法》通过之时,也就是《基本法》作废之时。”三年讨论中,文本内容已经深入人心,并落实到管理实践中。有清洁工曾经在内刊发文称:扫地之余多看几眼墙上的管理文章,出去就敢应聘一个小公司的总经理。

此后十几年,华为在管理咨询上陆续花掉 300 多亿——这个数字让当年领到 10 万报酬的“人大六君子”多少有些眼红——逐渐建立起真正属于自己的管理体系。

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。

回到 1996 年,任正非的两位爱将孙亚芳、李一男分别干了件了不起的事情,为华为的进城、出海立下汗马功劳。

这年春天,主管市场的孙亚芳发起一场“再创业”运动。她带领团队的 26 位办事处主任集体下岗,重新应聘,公司择优录用。华为“狼性”销售系统由此开始建立。

效果立竿见影。 1997 年,华为销售 41 亿元, 1998 年,数值翻番,变成 89 亿元。任正非后来评价:

“如果没有大辞职所带来的对华为公司文化的影响,任何先进的管理体系在华为都无法生根。”

李一男则在香港打了场硬仗。他带队搞定了李嘉诚 3600 万美元的综合性商业网。这并不容易——商业网需要在 3 个月内完成,得知情况的西门子、阿尔卡特等供应商都坐地起价,还提出 6 个月的建设周期,华为拿下了这单生意。

华为工程师们扛着睡袋在机房通宵达旦,换来了订单的如期完工。这支深圳团队的业务能力和职业精神让李嘉诚的员工们也很吃惊。

凭此一战,华为拿到香港电信设备的经营权,也迈出了出海第一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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