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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汪:3次归零,才有了10亿美金的华米 |

2016-09-19 17:49雷锋网

编者按:在华米之前,黄汪开过3家公司,赚了很多钱,也悉数赔光。如今,华米成了最成功的小米生态链公司之一,迎面而来的却是更多的不确定性。

(华米CEO黄汪)

22岁时,黄汪有些纠结,考研还是去华为?

按原计划,他会选择考研,在中科大读了4年的微电子,他想转去读本校的计算机研究生,导师也已经联系好了。可计划赶不上变化,当他看到华为在学校打出“年薪10万”的广告时,他犹豫了。

临门一脚是同学踢的,“他拉我说一起去面试吧,我们关系挺好,一想我也去试试,然后手写了一份简历,又找导师写了推荐信,说这个同学干这个事儿这些工程什么挺好的,就去面试了。”

后面的剧情很烂俗:黄汪上了,同学被刷,而他拿着这份不菲的offer,想法也变成了“先工作,然后再考研也可以。”

虽无法考证,但与黄汪有相同心路历程的人显然不在少数。

“加入华为的一个部门,会发现隔壁的人是清华的,这边是北大的,那边是交大的,这边是复旦的,这边是南大的,有点像高考刚考到大学里面,这是哪个省的状元,这是哪个省的金牌银牌。华为当年基本上把中国所有一线高校的毕业生都招过去了,我们在华为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。”

黄汪把这种工作经验比作另一次求学,

“同事关系都非常好,有点上下铺的感觉,我说我想出来开个公司,干这个、干那个,他们就帮我出主意,大家都挺有梦想的,只是有些人觉得自己不适合创业。然后到了1998年年底,我就觉得不能老想啊,先出来再说吧。”

这时候,黄汪给导师打了个电话,

“我觉得在这儿每年拿10万块钱没什么意思,还是想出来,觉得创业比较有意思。我跟他描述,每天早上,我记得那个时候是8点半上班,晚上8点半到10点半之间不定期出来,每天都见不到太阳,我说这好像不是我想要的那个样子。”

“导师怎么说?”

“他也没说什么,就说你再想想,打了电话不久我就已经冲回合肥了,出现他面前的时候他很惊讶,问我你离职了吗,我说我离职了。”

黄汪是广西人,更喜欢南方的饮食习惯,之所以回合肥,有两个原因。

“合肥的生活成本低,工资成本也低;又靠近母校,可以招很多兼职,原来的老师、师兄也在,相当于依靠高校创业。

那时候没孵化器,也没有那么多的VC,如果在深圳创业,第二天交不起房租就得睡街头。在合肥如果实在不行,同学还在学校读研,我去蹭学校宿舍都没关系,学校食堂吃饭一顿就几块钱,这种是没问题的。”

创业的动机也很简单。当年求伯君做的WPS,以及史玉柱开发的汉卡,对黄汪来说就像可以触及的Facebook和Google,所以能不能像他们一样,“干一款产品,影响很多人”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。

不过显然,他低估了这件事情的难度。

“对我来说最大的冲击是,一开始觉得创业只要把产品干好就能干得很好,顶多应付一下工商税务。但是当你组一个团队的时候会发现,事儿干得差不多的时候大家各有想法。”

第一次是负责销售的合伙人出走,说要回深圳:

“当时就傻了,我没卖过东西。只能坐在卖东西那小姑娘旁边,她一边跟客户打电话,我一边给她递小纸条,听客户怎么问,我就写你应该怎么说。”

第二次是负责硬件的合伙人出走,说要去读研:

“这个更惨,我想可能一个月都不知道怎么办。后来有个师弟,我发现他原来是搞软件的,怎么也能画电路图,也能做板子,然后我想我也不比他差,就咬牙从画电路图开始到做电路板出来。”

经历了两次“高层动荡”,黄汪觉得应该感谢母校,“中科大有这个传统,很多课都得学。电路设计、软件,还有基础的物理课程,包括量子力学这些。”

而最后他发现,“软件、硬件、销售自己都干过,一个人也能做这个公司。然后公司就开始赚钱了,开始招人,各种招人。”

“第一个公司做得很好的时候,所有的包括全球Top5的芯片公司全找到我们。

第一个是摩托罗拉半导体,当时我们已经是他亚太区最大的合作伙伴,我们所有的工具都用到了它的芯片和处理器,他们会基于我们整套东西加速他们客户的研发,中兴、华为、联想,还有全中国所有的电子专业、通信专业、电子工程专业都用到了这套工具。”

对产业造成的影响让黄汪很有成就感,不过他也为自身的局限感到困扰,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第二家公司。

“第二家公司是帮OPPO、蓝魔、魅族做MP4的产品设计,基本上也卖火了,OPPO投了这么多电视广告都为了这一个产品。

那时候也很舒服,每年几千万也赚到了,但这种成功都是在一些细分领域上的成功,我总觉得怎么就做不大一个很好的呢?到第三家公司的时候就想干一票大的。

其实也是很自然的延续,MP3没有屏幕,有的是一块小屏幕,MP4屏幕更大,那个时候你就发现很多用户说能不能在MP4里加个蓝牙连手机,或者做成一个PDA,搞个音乐视频都能看的。

我们是第一个真正在这么小的数码产品里,能够解码各种播放格式的。开始是Flash格式,后来各种格式的大家都在下着看。我们把这个技术给了OPPO,然后就自己开始做平板电脑。

2009年开始做平板电脑,业内非常震惊,我们出第一款产品时iPad都还没出来,我们自己有整套基于Linux图形界面的系统,然后从2010年开始就转向 Android。

当时小米还出过一个叫小米司机的软件,那个软件可以查你违章多少次,我们找小米谈,说你能不能把软件预装在我们这儿,我付钱给你。

就觉得自己很牛逼,很赚钱。到2010年最赚钱的时候,还投了电影的贴片广告。那个时候电影的贴片广告整个市场还在尝试,也不贵。”

人是有惯性的,两次扶危楼于将倾,两次账面上成功的创业,黄汪并不认为外力是解决问题的必要条件。直到平板市场急转直下,他发现自己根本没那么多钱去做品牌转型,或继续投入。

换句话说,“2011年、2012年开始下滑的时候,前10年所有的积累都搭进去了。一夜回到解放前,你发现自己还是玩不起。”

谈到第三家公司时,黄汪多次用了“悲惨”一词。

“我们发现在平板上做了那么多技术创新,最后都没什么用,一个产业不行的时候,你怎么弄都是大势所趋,都是不行,就这么一个情况。

每天晚上只要想一下,会发现自己花了几千万,就这么两年,所有的这些坑,都千真万确地影射到脑子里面,所有的东西都一清二楚。”

公司离倒闭最近的一步,黄汪走到了拖欠工资。

“我们分批次的,越是基层的员工越立刻发,比如说当月或者是第二月就发了,然后中层干部就谈话,说迟两个月再发,核心高管我给你2000,你别想了,就这么熬,分层次熬。”

那时候,平板电脑市场的衰落是可被感知的,最明显的信号便是,iPad成为了苹果所有产品线里唯一不增长的。而在那个点上,黄汪决定了要转可穿戴。

“2013年1月,我从CES回来,立刻组了个队,最核心的那拨人就干手表去了,分一点人继续卖电脑,也不能停,因为这是当年的现金流水,我们自己的品牌渠道都还要靠平板电脑。

转可穿戴,才有了当年9月份的Zwatch。

在合肥创业就有这个好处,相对一个稳定的封闭的环境,还能熬到那个时间点,在这么拖欠员工工资的情况下,把智能手表做出来,卖出去,还赚了一些钱。

但是转可穿戴,我们有一个害怕的地方,可穿戴在2013年非常热,而且Fitbit,Jawbone那个时候融到的钱非常多,所以我们想我们又是一个小本经营的方式继续做,会不会做着做着又不行了?

其实在做第一个公司的时候,我们就跟IDG谈过,IDG没搞懂这个东西,当然他们的判断也是对的,这个东西做不大,但是这个公司可以在一个专业领域活得很好也是对的,我就说你爱投不投,你不投我们也做得很成功。

然后继续做第二家公司,又做大了。

我形成了思维定式,干嘛找人投资。回过头你看我们这个圈子的公司,包括魅族找什么投资,最后找马云去了,为什么要找马云,不还是缺钱嘛,你跟更大的巨头PK的时候,会发现不在同一个维度。

所以到了2013年下半年,我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融资,没找小米,但最后恰好是小米投我们了,这个很有意思。”

“其实在2013年我们找投资人的时候,都问我如果小米做了你怎么办,我后来回答这个问题,干脆说小米投我们做,这就不是问题了。

不过还是看不同的投资人,像再之前,人家问腾讯做了你怎么办,同样的逻辑嘛,你做APP的话或者一个互联网业务,腾讯做了怎么办,总有办法。你只要是这个行业里面真正玩过这个产业,很熟的,你就知道该怎么办。

反正我觉得,小米什么都有可能会做。

MIUI的初创人员孙鹏是我校友,也是中科大的,那次我记得他是到科大讯飞出差,在我公司附近,就顺带到我们这儿来转了一下。

我那会刚做手表,说给你一个吧,回去试试,如果你觉得好看能不能在小米商城上卖一卖,他说行,我回去戴一下。结果戴几天给雷军,雷军戴了靠谱,就说谈一谈吧,我觉得雷总都有意思谈,上小米商城应该没问题,我说那我们谈谈看。

中科大的个性都是这样,不会跟你说半天,就说雷总说这个挺靠谱的,你跟他聊聊吧,也不说聊什么,我说聊聊就聊聊。你知道在那个点上,大家还是很想跟他聊的,而且我当时其实也挺牛逼的,拿的是魅族手机。

那次雷总跟我说,你们那个阅读器做得挺好的,我说你在网上搜的时候,你看看我们的智器阅读器(APP),带PDF功能,口碑比别人的都好,各大Android市场评价,我们4星半,你们是多少?还在说这个事儿。

所以基本上我们当时对自己的产品能力还是很有自信的,但是说起互联网真是傻眼。

印象很深的是我们交换名片,我就给他报我的邮件地址,发现特长,雷总听了说你这个,你就不是做互联网的,这么长谁能记得住。我说这有什么,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,别人搜一下智器就出来了,现在还要域名干什么,然后他在那叹气。

那次聊了差不多两个小时,但没谈到投资,他就直接跟我说,我给你介绍个人,刘德,你跟刘德聊聊那个事儿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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