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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-02-14 10: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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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工首周,风口下的“007”与低谷中的“不得不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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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月 3 日,北京不少企业已经开始云办工,吴星纬的一些同事在 1 月底就陆续回到北京,在家办公。吴星纬没能及时返回,只能在老家远程办公。

疫情当下,线下教培机构不得不将业务转到线上,很多机构都有种措手不及的感觉,而原本就有线上线下两块业务的平台,一方面在把线下付费课程转移到线上,另一方面则把原本付费的旧课程设置为免费,一些新课程也免费推出,尽管筹划阶段它们是付费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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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些推出免费课程的教育机构

作为公司在线教育的一员,吴星纬在春节期间就在做一些零星工作。正式复工以后,他们被要求用钉钉在9: 30 之前外勤打卡上班,晚上18: 30 之后打卡下班。

实际上,吴星纬连简单聊一聊的时间都是硬挤出来的。错过晚饭前的 20 分钟空闲,下次跟他取得联系就要等到晚上9: 00 以后。不过,这种忙碌对于于吴星纬是一种常态,并非疫情所致。

在线教育总体迎来巨大流量,具体却还要再看细分领域,这次疫情下,K12 业务是主要受益方,但带宽费用、课程内容、课程体验等多个环节都面临着巨大考验。

吴星纬所在的组负责出国留学课程的设计和上线,一切都算常规。这跟其特殊性有关,比如出国留学一对一课程,线上的性价比就远高于线下。当线上本身是主要选择时,当下流量的增长就并不明显。

吴星纬的忙与不忙,取决于项目,时间不定。在线教育的员工流动率很高,尽管部门一直在招人,但也同时在走人,像一个同时进水和放水的水池,他这两天看到一位同事的钉钉状态写着「离职交接中」,就知道又有人要走了。

如果只论工作内容,吴星纬完全可以远程办公,但因为负责课程反馈,涉及与其他部门的沟通,远程工作确实降低了效率,他无法以「现场监工」的方式敦促技术解决需求。

但该开的会一个都没有少,时间也并没有缩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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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各行各业的复工复学计划中,学校往往是最保守的。

没有任何学校能够承担得起学生聚集下的巨大风险和舆论压力。一些省市推迟到 2 月下旬,同时表示还要「视情况而定」,有个别省市直接推迟到 3 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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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小学校基本选择将教学转向线上作为过渡方式,教育部希望「停课不停学」不要增加师生负担,但具体实施起来又是另一回事。

对于高校来说,面对面讲课效果都难保证,更何况线上课程,但哪怕是水土不服也影响相对有限。一是有足够长的暑假可以尽力弥补,二是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升学压力,三是「教学」并非高校唯一的核心,尤其是研究生阶段。

作为一名即将在今年 6 月毕业的理工科研究生,田宁好在已经做完了实验。

除夕前后,田宁所在高校的行政给所有老师以群消息和邮件的方式通知,没有特殊情况不允许学生提前报到。

几乎所有老板——理工科学生常常称自己的导师为「老板」,都非常默契地无视了行政的通知,被再三敦促后,老板们才给学生传达了注意安全,少出门、做好防护的通知。

跟一些同学私下交流后,田宁发现,没有老板明确说出「不要提前返校」。直到一天后学校发布正式通知,告知所有学生都不得提前返校,一些老板才不情不愿地转发了学校的通知了事。按照惯例,研究生通常会提前半个月返校。

在田宁看来,绝大多数人其实并不会因为这一个月无法返校而延毕。但当老板们不高兴,认为自己失去一个月免费劳动力时,就会有人受到影响,这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。

田宁解释说,「毕业分两个大块,即和毕业论文、答辩有关的毕业证,与学位有关的学位证,学位一般都是修学分,但是很多学科会有一个在期刊上发表文章的要求。」

理工科学生通常负责实验内容,挂第一作者,导师负责把关,挂通讯作者,大多数情况是学生写完老师改,然后投稿。

疫情主要影响的就是实验这个环节。

首先,文章没投递之前,导师会提一些意见让学生修改,如果涉及到补实验,会被耽搁。其次,审稿人的意见回来之后,往往也需要补实验,所以也会被耽搁。而投稿一般从投到、修改到返回正式接收,顺利的话要1- 2 个月,部分期刊效率低,周期可能要半年。

毕业论文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,所以很多高校都很人性化地延迟了提交时间。客观来说,推迟流程并不意味着会影响毕业,田宁强调,这里有个「但是」。

对于博士来说,毕业答辩的时间往往是提前的,学位一年四个时间节点, 3 月、 6 月、 9 月、 12 月,如果要申请 6 月份的学位, 3 月份就要提交论文,然后盲审,大概 4 月会有结果。

通过组织答辩, 6 月份拿毕业证、学位证,预留的时间还是比较充分,「但是」就在这里出现,「很多导师就可以以此(疫情)为理由,去延毕学生,或者强行多留学生在学校几个月到半年。」

也就是说,程序可以正义,但不可控的最大因素在于导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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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如北大最近发布了 33 条问答,也对实验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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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样需要做实验,国企员工陈优乐也陷入了困境。

尽管家乡并非重点疫区,但由于封城、封路以及高铁停运30%带来的运力困难,陈优乐在 2 月 2 日只能买到 2 月 9 日返回上海的车票。

领导最开始对于「最早 9 日返回」这件事并不开心,因为返回上海还需要在家隔离几天才能去公司办公。但很快,陈优乐的「最早」又被意外延迟。

这家国企为员工提供公寓,但却害怕担责,因此告知外地员工返回后无法入住。公司行政试图联系酒店,但一时没有正式结论,陈优乐不敢贸然行动,只能选择留在家里。

正式复工后,公司发放了内网VPN,但这对于需要硬件支持的陈优乐所在的组来说,并没有太大意义。

越临近正式复工,陈优乐收到的通知越来越多,但往往是朝令夕改。比如公司先是要求每组1/ 3 以上的人进公司上班,一天后这个数字就变成了 1 人,并且这位值班员工必须得开车上班,不能乘坐任何交通工具。

2 月 10 日,上班第一天,陈优乐收到了一张到岗同事发来的照片。公司食堂被改成考场上单人单桌的模样,也根本不需要分时段用餐——以往能从窗口排到门口的队伍消失不见,放眼望去只有 3 个人在吃饭。

2 月 12 日,陈优乐返回上海,住进了公司统一安排的酒店,自行隔离 14 天,陈优乐开玩笑说,「这是在给酒店送温暖,他们现在估计都没有生意。」

并非所有公司都有这样的「大手笔」。

刘彦婷所在的房地产公司,大本营位于杭州。在全国飘红的疫情版图中,浙江则是重点疫区。

公司要求员工返回,但员工想回也没有那么容易。

2 月 6 日,刘彦婷收到公司通知,要求 10 号返回杭州,在家办公一周到两周,再视情况而定。

其实刘彦婷所在的策划部门,主要工作就是写PPT,疫情的唯一影响只是不能去线下调研而已,其他都还好,尤其是春节期间又接了一单。

刘彦婷租房所在社区告诉她,不要返回杭州,如果一定要回去,必须要有政府审批通过的复工证明,同时需要配合接受居家隔离 14 天的规定。在此期间,房门上锁,物业帮忙递送外卖、蔬菜等生活用品。

询问hr后,刘彦婷得知 10 号之前肯定拿不到复工证明。

公开文件显示,企业想要获得一张复工证明,并非易事。截止到 2 月 8 日晚上12:00,杭州市共有 29814 家企业提出申请,最终核准数为 162 家,这个比率只有0.54%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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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杭州市企业复工疫情防控导则》,服务业企业中的房地产相关企业在 2 月 20 日起,达到防控条件后才能复工。

2 月 10 日,复工第一天,刘彦婷开了一个视频会议——所有人包括领导在内都没有打开摄像头。

这个会议一共开了将近一个小时半,但刘彦婷说,已经比过往的会议短了很多——这也许是在家办工最意外的收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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